身钓与神钓：深度解析“不钓之钓”的三大维度（下篇）

●  欧阳军

“不钓之钓”脱胎于庄子的“不射之射”。《庄子·田子方》说：“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此又见《列子·黄帝篇》）

战国时，楚国忠臣爱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有个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

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而后高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见《楚辞·渔父》）梁元帝《玄览赋》云：“丽沧浪之水清，良信美乎濯缨，嗟其钓而非钓，复何虑而何营！”

说到“其钓而非钓”，宋·欧阳修在名作《醉翁亭记》中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与渔翁神钓之意不在鱼，在水涯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东汉严光（子陵)这样的隐者不慕荣华富贵，其钓才是真正的神钓。《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有严光传。说严光少年时就有高名，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备安车玄壎遣使聘之”。

如此多次请他入朝辅佐，甚至汉光武帝刘秀还亲自去请，封以高官，终“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正因为他如此不慕官爵，隐居不仕，深受后人敬仰。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二》说：“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宋朝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这样赞美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庄子·田子方》中，庄子还讲到有一种“钓而莫钓”的“常钓”。他说：“文王观于臧（在渭水附近)，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

这种无心施饵，意不在鱼。他虽拿着钓竿，但不是真心的要钓鱼，而别有所钓，只是聊以度日，期待机遇。庄子在这里讲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

姜子牙辅佐周武王兴周灭纣，在此之前，他垂钓于渭水之阳，以待时机。

“钓人不钓鱼”（白居易《渭水偶钓》)，他钓的是周文王。“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李白《梁甫吟》）《封神榜·第二十三回》说姜子牙自言“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宋朝大诗人苏东坡把这种钓人之钓称为“意钓”。他在《观棋诗》中说“纹楸坐对，谁究此味？空钩意钓，岂在鲂鲤。”

古代渔间多隐者。历代避世之士以隐居江湖垂钓为清高，以此来表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视作是最高思想境界。到后来，在一些隐士中，这种处世态度的社会价值，视作是最高思想境界。

到后来，在一些隐士中，这种处世态度逐渐流于“终南捷径”，把垂钓河海变成沽名钓誉的手段。

明朝罗玘在《西溪渔乐说》一文中讲到，“天下有佣樵，有佣牧，有佣耕，而独无佣渔。惟其无佣于人，则可以自有其身”。他非常感慨地说：“渔诚足乐也。而前世淡薄之士托而逃焉者，亦往往于渔”。

真正做到“终其身乐之不厌，且以殉者”，自古至今只有严子陵一人而已。

不论古今，垂钓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参与者上至君王将相，下有平民百姓，男女老小皆宜。

钓鱼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唐代诗人李郢的《南池》：“小男供饵妇搓丝，溢榼香醪倒结篱。日出两竿鱼正食，一家欢笑在南池”。谁不为这一家人在南池垂钓的欢乐情景所感动！

钓鱼与人们身心健康的联系也是人们对垂钓产生极大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表现在垂钓与养生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养生理论中强调形神兼养重养心，这在垂钓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垂钓可以促进身心健康这是人所周知的。

垂钓是一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体育娱乐活动。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就指出垂钓可以消除“心脾热”。钓鱼过程是个人与日光、空气、山水密切接触的过程，可以充分地享受大自然给予的好处。实践证明，钓鱼是调节人体活动的好办法。

一些古人也常常津津有味地乐于此道，明太祖第十六子朱权在其养生专著《臞仙活人心法》中曾这样说：“江上一蓑，钓为乐事。所谓‘一勾掣动沧浪月，钓出千秋万古心。’是乐志也。意不在鱼。或于红蓼滩头，或在青林古岸，或值西风扑面，或教飞雪打头，于是披蓑顶笠，执竿烟水，俨在米芾《寒江独钓图》中。比之严陵渭水，不亦高哉！”

在我国历代养生家中确有不少垂钓爱好者。他们把垂钓作为养生手段，也常常以垂钓为例来表达对养生导引方法的理解和对一些养生理论的阐述。

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垂钓者所追求的，则是大自然的秀丽风光和垂钓过程所带来的身心愉乐和享受。是身钓，也是神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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